《三国演义》中，有一则吕蒙泣斩同乡人的小故事。这个故事颇令人深思。故事说：吴军都督吕蒙打败关公，袭取了荆州后，为了约束队伍，安抚百姓，便下了一道告示，晓谕吴兵：如有妄杀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人家财物者，按军法治之。第二天，吕蒙亲率一班人马四处察看，忽见一士兵取民间箬笠来盖铠甲。捉来一问，原来是吕蒙的同乡人。吕蒙说：我平生是不杀同乡同姓人的，但你现在违犯了号令，虽然是同乡人，但这是私情；而今天的号令，却是公事，怎么可以因私人感情而乱公家的法令呢？这个士兵哭诉说：我是怕雨水淋湿铠甲而取箬笠来遮盖的，并不是我私用。求将军看在故乡人的情分上饶了我吧！吕蒙也哭泣道：我也知道你是为了遮盖铠甲而取箬笠的，但毕竟不该索取百姓的财物违犯号令啊。结果还是含着眼泪把这士兵杀了。对此，荆州的老百姓都非常感动，部队更是大为震动。从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特别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这也大概是年纪轻轻的吕蒙便能当上吴军的都督（也就是总司令），并打败蜀军五虎猛将之首——关公的原因吧。我猜测，一个士兵因怕公家的兵器被雨水淋湿，取了群众的箬笠来遮盖了一下便被处死，这样的法令，肯定要被当今一些特讲理性包容的好好先生斥之为极左没人性的。笔者本人也觉得动辄杀人斩首，甚至夷其三族的法令不值得效法。然而，我又认为这个故事对我们很有启发。它至少告诉我们两点：其一，执行纪律或法令必须严格。制订党纪国法时，慎重一些，周密一些，这是必要的。但是，法纪一旦颁布出来之后，就必须严格执行。号令已出，不能易也。三国时代的吕蒙尚且如此执法如山倒，难道以铁的纪律称誉于世的我们，还不应该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吗?铁者，硬也。铁的纪律是硬梆梆的，它不是可以随意拉长或缩短的橡皮筋。执行党纪国法必须严格，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办，犯了哪一条就得按哪一条处理，不能有什么灵活掌握的余地。执行党纪国法搞灵活，弊病很多。从时间上说，今天灵活了，明天要不要灵活？明天灵活了，以后还要不要灵活？从对象上讲，对张三灵活了，对李四要不要灵活？对李四也灵活了，对其他所有的人要不要灵活？如果都如此灵活下去，那不成了纪不纪，法不法了！可见，吕蒙那号令已出，不能易也的严肃执法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其二，执行纪律或法令必须大公无私。焉可以私己之盟而乱公法也？吕蒙这话说得好。他不但这么说，也确实这么做了。他为了维护法令的严肃性，挥泪斩掉了颇有情谊的同乡人。吕蒙的这种秉公执法的精神也是值得称赞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执行纪律和法令更应该出以公心，铁面无私。只能依律办事，不能因人而易。如果执行纪律和法令时讲私情，这个是亲儿亲女，犯了国法可以网开一面；那个是亲朋好友，违了党纪可以从轻发落；这个是老乡，那个是同事，犯了事可以包容包容。总之一句话，凡事都要看在什么什么情分上给予关照，那党纪国法都将成为一纸毫无意义的空文。所以说，吕蒙的不以私己之盟而乱公法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值得提倡。反观我们当今的现实吧，也不知怎么搞的，原先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群众称赞为铁的纪律）称著于世的我们这支队伍，竟然变化了。在有些地方有些问题的处理上，铁的纪律变成银样腊枪头了。有那么一些人，而且大多数是各界的精英，学会了当好好先生。他们一个个像水晶球，形象漂亮不过，特点是圆滑善滚。他们说起话来、办起事来，不讲党性、没有原则，而是讲人性、讲人情。哪怕是执行党纪国法，也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因人而易，是自己的领导、同事，亲人、朋友，或者是送了好处费的，那就该惩罚的也可网开一面、从轻处置、包容包容，不给处罚。还有一种更恶劣的情形是，有的人不但自己当好好先生，不照章办事，而且还要反对和攻击坚持党性、坚持原则的同志，把不讲人情、不会包容、极左思想等恶语扣到别人头上。你信不信，假若吕蒙生在当今，遇到了凡是对坏人坏事都大讲包容理性的胡大主编，不把他骂个狗血淋头，在其头上戴上一大堆帽子才怪。讲吕蒙是极左分子那是轻的，说不定会把杀人恶魔的帽子戴到其头上都极有可能。哎！址远了，胡先生会对我恨之入骨。我怕他给我戴大帽子，还是闭嘴算了，不再扯了，到此打住。（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