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是一个有层次、明等级的政治构想，从皇权直接可控制治理的郡县，到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间接统摄的边疆，再及或远或近的辐射的朝贡诸国，此种模式形成了实体的内外之分，也塑造了文化意义上的华夷之别。

华夏帝国的边界是依靠文化来衡定的，华夏为尊而夷狄皆卑，上下、内外、顺逆之别相当浓厚，具有强烈的圈层色彩。

故宫巍峨

京师者，天下之都会而四方贤士大夫之所时集也。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的帝都，这种文化的强势辐射，无疑构成了一种士人追步向往的核心动力。士人北上或人在行途，沾染着京华之风，这种人口与精英的流动，带给了北京特有的厚重与风韵。北京的文化品格,集中地体现为一种“首善文化”的品格。

毋庸讳言，京城既是某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其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帝国的辐辏和中轴。

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皆与北京有不解之缘，无疑加强了北京的文化特征和政治符号，进京赶考也曾经作为一个历史性、时代性与政治性兼备的话语。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北平为我国大都市之一，各地中年壮年男子来此求学、学艺及谋生者极多”。从帝都到北平，城市开始逐步褪掉原来老贵妇人的装束，开始显现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也就奠定了近代北京的文化气质与符号。林语堂就曾经比较北京和巴黎两个城市的差异：

巴黎和北京被人们公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有些人认为北京比巴黎更美。几乎所有到过北京的人都会渐渐喜欢上它。它的难以抵御的魅力恰如其难以理解和描绘的奥秘。事实上所有古老的大城市都像宽厚的老祖母，她们向孩子们展示出一个让人难以探寻净尽的大世界，孩子们只是高高兴兴地在她们慈爱的怀抱里成长。

京华气质构成了传统时代天下士人的内在向心动力，张扬着经世的家国情怀，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王气所在，而且还是士人交游与切磋的最佳空间：京师乃风雨之所交也，文献之所宗也，四方之所辏也。北京的士人最先捕捉到朝政的变化、政策的实施乃至最前沿的文化知识。对于一些地方精英来说，向往北京、寄居北京和融入北京，这些都侧面说明了京城人是一个身份的标识与文化的痕迹。即使是服务行业、民国时期的北京劳动力也大都来自外地人口。

家族看戏

京华落叶满，归路青山多。人们对于北京的特殊情愫，也表现在即使北京生活不易，也毫不犹豫的进入北京生活，趋之若鹜，不避艰难。晚清著名士人李慈铭在京师之际，生活艰苦，“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帝都北京的经济规制、法律实践、公共服务水准、精英集聚效应乃至蕴含的机遇，形成了京师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科举模式之下，相对公平、开放的流动机理，促使具有体国经野、经世致用的士人皓首穷经，通过层层考核，跻身于京城的屋檐之下。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科举制则为帝国人才之源流。清代竹枝词写道：

抡材天子重文章，金殿胪传姓字香。

分道红旗来谒庙，满街争看状元郎。

帝国最高官学在北京，统御与掌控着全国的人才招募，“黄宫嘉荫树，遗迹缅前贤”，北京国子监坐落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上，与国子监一墙之隔的东侧是北京孔庙，可以说京华气质不仅是一种政治向心力，也是一种文化凝聚力，具有强势的吸引性。

士人书香传家，力图为国报效，积极经世致用。无论是清代官僚门第的家风，还是久而形成的学风，都和“习得屠龙技、卖于帝王家”密切相关。子孙后代无论是恩荫谋取一官半职，还是通过科考正途跻身官场，光宗耀祖，基本上就是京官代际之间的最优选择，具有传统儒家强烈的入世与进取价值。因此，皓首穷经与随机而变者都有，觊觎着清代官僚体制的位阶。

不过，那些身居非重要职位的京官，经济情况也很尴尬：轿破帘帷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不仅如此，有的人为了生活与攀比，不得不变卖家产：先载车马后载人，载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载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可见，京城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民国北京

作为一个文化之都，北京知识人云集，有一种浓厚的学风，潜移默化的成为京师特有的文化气味。即使是普通的老北京儿，陈凯歌在他的自传里，这样写到自己家满族出身的保姆，具有京师特有的温婉与气质：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靠了双手成了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却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不怕事。

同时，礼制的延续需要知识阶层的传承与发扬。北京作为文化制度，与文化相关的产业和店铺无疑也发育出独特的空间。在众多文化形式中，旧书业乃至笔墨纸砚买卖中心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一类。旧书摊又名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书坊、书斋、书轩、书肆、经籍铺、书籍铺，兼卖笔墨纸砚文房用品的，也叫纸马铺。琉璃厂、东安商场、隆福寺以及西单商场、前门打磨厂等地，顶峰时期书市几百家，则成为京华风味的独特表达，好学之人甚至“每阅书肆，不避寒暑”。

士人买书成瘾，嘉庆年潘际云清芬堂集琉璃厂诗云：细雨无尘架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立停科举，十年三科缓停改为立废，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在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从此，在我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国子监“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的弦歌场景随着清帝退位，演变为知识人各自争鸣的文化阵营，与新文化泾渭有别。公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交相辉映，构成了京师的新文化氛围。

皇族生活

实际上，北京文化确实是比较兼容并蓄的。但是，兼容性文化首先要处理的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即使我们假设北京文化具有某种润滑性。这很乐观，只是在面对变革时，即使秉持一种极度宽容平和的心态，那些自称最开放、非保守的人也会出现某种文化不适，进而开始批评浮躁的世风，怀念曾经相对静态的京师秩序，这是一种转折与变革时期的必然矛盾。尽管民国许多走在前列的文化人呼吁要学习西方文化、拯救民族危亡，但是面对天下失序、华夏低落的状态时，这种反弹就会出现又一轮压力，北京有轨电车的设计建造，就遭遇了类似的情形。

然而，排外思潮与固步自封是难以持久的，从对西式文明的“嗤之以鼻、奇技淫巧”到“纽约有的，北京也要有”，这种微妙的转变象征了一个时代的变革与递进。在此过程中，道路的铺设、通衢大道四通八达、香厂示范区的规划与建设、排放污水系统的整修、公共空间的开拓、现代供水系统的诞生、电力事业的举办、城市交通工具更新与电车的通行，大大加强了京华逐步褪去之后的城市品味，给那些向往着仍旧提供着极有“诱惑力”的物质基础。

乾隆书法

士人对于文化流风余韵之雅致追逐与民众基于市井生活的世俗向往，既有精神诉求也有物质享乐，文坛之风与民间之风相辅相成，逐步合谋同流，共同构成了雅俗共赏的城市京味底色。自然，京味的共享特征就不断催生与扩张，逐步成为城市的性格内涵之一。

读书人除了使用文房四宝以外，还有笔筒、笔架、墨床、墨盒、臂搁、笔洗、书镇、水丞、水勺、砚滴、砚匣、印泥、印盒、裁刀、图章、卷筒等等，荣宝斋文房四宝曾享誉士林。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卖宪书》记载：十月颁历以后，大小书肆出售宪书。鲁迅在北京期间也酷爱搜集旧书，时常“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爱书之意尽显笔端。而周作人吃茶的论说，更显京城士人的散逸与追求：

品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新式报刊媒体与传统书籍共同构成了到京华去的“文化向心力”。近代藏书家伦明曾经在《续书楼记》中曾经分析说：“京师为人文渊薮，官于斯者，多由文学进身，乡、会试之士子，比年一集，清季变法，京朝官优给月薪，科举虽废，高级学校相继立，负籍来者尤众，以故京师书业甲全国”。到了民国时期，与时代风气相关的《新青年》、《向导》、《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禹贡》等报刊杂志也风靡在京青年之中，往往是“清华园里观旧书、北大园里赏古玩、辅仁学校品西籍”，可谓一派文化兴盛的场景。

人力车夫

清代之际，在旗汉分野尚未瓦解之时，宣南区是各省文人与应考举子的集散之地，并且分布着各类书肆与文房必需品，故而形成了南有琉璃厂书肆街、东有隆福寺书肆街，西有西单商场书铺、东有东安市场书铺四个古旧书市场主体，共同构建了北平鼎盛时期的古旧书业贸易格局，参与了北京旧书业最后的辉煌排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集》中记载：

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在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民国时期北平的图书市场延续明清的特点，集中在以庙会与集市为主的琉璃厂及附近的厂甸一带，多为售卖文房四宝、线装书的古旧书店，成为文人学者频繁光顾之地。每逢旧历年关便是读书人至厂甸淘书的最佳时期。不少读书人每逢淘到中意之书，便如获至宝，在日记中记录品评。胡适在1931年2月间便多次至厂甸淘书，颇有收获。时任教于清华的朱希祖也喜欢到书肆海淘：至琉璃厂各书店阅书，购得书六七种。

据《钱玄同日记》记载，钱玄同仅在1928年1月20日至2月10日间，就前后13次到厂甸游逛，购得不少书籍。北京旧书店、旧书摊在极盛时期，曾经一度发展到近 400 家。逡巡、徘徊和春风得意的士人，如纪晓岚、翁同龢、林则徐、王懿荣、吴大瀓、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朱自清、鲁迅、周作人、胡适、郑振铎、吴承仕、黎锦熙、陈垣、傅种孙、沈钧儒、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邓之诚、齐白石、张大千、于右任、陈师曾、林琴南、老舍、邓拓、吴晗、廖沫沙、翦伯赞、启功、白寿彝等人，都曾在北京的旧书摊、古玩店等地方留下足迹。

北京折扇

可以看出，北京旧书业自明清以来一直居于全国之冠，形成为北中国书业的一个中心。而其集散地，在晚明时为内城大明门之右、礼部门之外和拱宸门之西，清以来则先后崛起有慈仁寺书摊区，以及琉璃厂书肆街、隆福寺书肆街和上个世纪中前叶的东安市场。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更臻极盛。当年在北平执教五年，就“购书逾五万册”的钱穆先生，在晚年于台北感慨回忆说：

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士大夫的京风，除了娱乐之外，在于高雅与休闲。清末民初，北京的诗钟活动风靡一时，形成了一种文化的网络与象征，偶尔也谈谈国是、感慨时局。这是一种竞赛性的文字游戏活动，限一炷香功夫吟成一联或多联，香尽鸣钟，故而称为诗钟。往往采取“刻烛成诗”的办法限时，以细线坠铜钱系在线香上，线香燃烧到一定的时间，铜钱落在下面的铜盘中，铿然一响有似钟声，大家停笔交卷。闲暇之际，士人游览万寿山，避暑谈天，也颇有意趣：

万寿山在京师西二十余里，自马路筑成后，由顺治门而出，康庄大道，直达海甸，而山景乃历历在目。不特奇峰秀壑，佳气葱茏，且昆明湖一碧无涯，适与山光掩映成趣，尤占林泉幽胜。昔年每值盛夏，显皇后万几之暇，恒驻跸于此，为消夏计。山中树木干霄，亭台罨画，虽游人不能偶入，而长安道上客，如驱车偶过其地，盖扑尽俗尘万斛矣。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借助自己的文化优势，倾向于追求金钱花费少而能够得到更多的审美需求和愉悦的生活风格，就会衍生出很多文娱模式。夏仁虎的《旧京杂记》中说：“当时名流文酒之会率为诗钟”，北京地区先后成立了“萧鸣诗钟社”和“寒山诗钟杜”，合计有将近500人，几乎是当时精英挥洒文采的重要阵地，宣武门外的广和居就是他们的出没之地。

总而言之，参加诗钟的人，许多都是京城名流，如“寒山社”社员中有王闿运、樊增样、朱祖谋、夏敬观、严复、潘正声、叶恭绰、蔡乃煌、关赓麟、梁启超、夏仁虎等，都是历史和文坛上知名的人物。可见在清末民初，诗钟已经对北京的杜会文化生活有相当的影响，成为一种文化象征。

旧书

不过，在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中，诗钟活动很快消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诗钟似乎带有旧的面孔，逐渐受到冷落，但还有人爱好并组织朋友参见，诗酒酬唱。士人以书会友、以书为媒、以文相交、谈论时局，联同旧书、古籍、文玩乃至衍生出的藏书诸事，成为北京的一个文化雅会。

1930 年代，无疑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交往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各具特色的文化沙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为学人们提供了公共交往空间，如梁家茶会、苦雨斋、读诗会、星期六聚会。特别是“太太的客厅”，以沙龙交际，以沙龙会友，可以说一种京派文人的聚合新型态。读书、喝茶、沙龙、采风与旅游，繁华僻静处遇知音、谈学术，如今也是一些知识人青睐的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