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3年，齐国以田忌为主帅，孙膑为军师，出兵援救遭魏国军队进攻的赵国。田忌认为，应与魏军决战以解邯郸之围。而孙膑则认为，要解除邯郸之围，最好的办法就是趁魏国国内兵力空虚，突袭其都城大梁，魏军必然回撤。齐军直扑大梁，魏军得知后，马上回援。齐军在魏军必经之地桂陵伏击魏军，不仅击溃魏军，还活捉其主帅庞涓。

这一战例即为“三十六计”中“围魏救赵”的典故。“围魏救赵”后多指在军事斗争中，指挥员通过逆向思维的方式，透过战局的表面现象，寻找敌人守备空虚的要害部位加以攻击，从而达到一击制敌的效果。

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英军指挥员认为，马岛虽距阿根廷较近，但属于孤立在本土之外的岛屿，倘若失去来自本土的支援补给，必将大大削弱其抵抗力量。因此，自英军特混舰队进入马岛附近海域，英军就展开了封锁行动，彻底切断马岛阿军与本土的联系。到5月20日，英军基本夺取了整个战区的制空权、制海权，驻马岛阿军得不到任何来自本土的物资补给，马岛最终被英军占领。阿根廷方面也意识到后勤补给是英军特混编队的致命要害，但受限于进攻时机、兵力部署等因素，阿军一直未能有效切断英军的后勤补给线。

齐军“围”大梁解邯郸之围；英军“围”阿军补给线，最终拖垮马岛阿根廷守军。虽然两场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相隔甚远，但获胜一方的指挥员都选取了敌方薄弱要害部位进行攻击，充分体现了“围魏救赵”这一计谋的精髓，即避实击虚。在两场战争中，齐军和英军都把握住了战场上“虚”和“实”的辩证关系。这里的“虚”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敌人守备薄弱之处，二是敌人的要害之处。虚弱而非要害，打了敌人也不来，就无法实现战略目的；要害但不虚弱，打了未必有好的效果，反而于己不利。从决策过程和战术行动上看，齐军和英军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科学缜密的分析，确定诱敌回援策略。孙膑认为，魏国为拿下赵国都城邯郸，势必倾全国之力，出动几乎所有精兵强将。而围攻邯郸已超一年，魏军兵力、粮草损耗巨大，魏国国内守备空虚、兵力薄弱。魏都大梁，不仅是魏军的战略决策中心，更是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此外，魏军士兵大部分来自大梁附近，一旦自己家乡受到威胁，魏军军心必定动摇，挥师回援。这样，就能解除邯郸之围，也为齐军伏击魏军创造了机会。

故意示弱与消耗对手相结合，是齐军击溃魏军的重要手段。在齐魏两军对垒的第一回合，孙膑嘱咐田忌故意在平陵输给庞涓，而后采取“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和“分卒而从之，示之寡”的方法，进一步向魏军展示齐军的“无知”和“弱小”。魏军主帅庞涓看到齐军不仅战斗力弱，而且到处分兵，势单力薄，便无所顾忌，昼夜兼程追击，最终陷入齐军在桂陵设置的伏击圈。在齐军的引诱下，以步卒为主的魏军来回长途机动数百里，疲惫不堪。在较长的战线和较大的作战区域内，齐军始终能够把握主动、调动对手，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削弱对手，同时寻找决战时机，为最终击溃魏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千多年后的马岛战争，英军则是通过快速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兵力部署，扼住了马岛阿军的“咽喉”——后勤补给，这成为其夺取马岛的关键。

针对危机形势，确定封锁战略。由于英军后勤补给线较长，长期作战有诸多不利，因此英国战时内阁决心采取封锁作战，一来切断对手补给线和支援，二来保护己方补给线。同时，将进行封锁作战的区域严格控制在马岛海域，绝不威胁阿根廷本土、领空和领海，并对是否攻击进入封锁区域的阿军舰艇进行严格审批。虽然英军并未如当年齐军那样对敌方本土进行攻击，但补给线之于阿军与都城大梁之于魏军，都是其薄弱环节和要害之处，显示出当时英国政府的战略意识，驾驭全局的能力，以及在具体手段上的灵活。

多种手段并举，实现夺岛目的。从“围魏救赵”之计本身来讲，“围魏”是手段，“救赵”才是目的。而在马岛战争中，英军对马岛补给线的封锁围困也只是手段，夺取马岛才是最终目的。英军深知己方远程作战，假如单纯地进行抢滩登陆，即使能够成功，也很可能损失惨重。因此，把封锁后勤补给线作为夺岛的“助推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削弱守岛阿军实力。此外，在进行海空封锁的同时，不断攻击马岛上的重要目标，消耗守岛阿军，打击其抵抗意志，为最终夺岛准备条件。

兵力兵器有机结合，形成稳固封锁体系。海上封锁作战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兵力兵器的合理组合和运用。英军在水面舰艇和潜艇方面占有优势，但作战飞机数量远不及阿空军。在“谢菲尔德”号驱逐舰被击沉后，英军收缩封锁圈，保护特混舰队力量。在整个封锁体系中，航母是关键。因此，舰载战斗机为舰队提供空中保护，掌握制空权，并在作战过程中始终待在舰空导弹的射程之内，相互策应支援。而英军4艘核潜艇全部部署在阿根廷本土和马岛之间，在阻断阿军运输舰队的同时，牵制阿海军主力，使其与马岛主战场隔离，不能对英军特混编队造成实质性威胁，确保封锁体系牢不可破。